我想我個人知識面向的興趣和涉獵相當廣泛，人機互動方面包括了HCI, CSCW, IUI，心理學和行為科學方面包括了社會心理、認知科學、文化心理、教育，電腦科學方面包括資訊系統, machine learning, language technologies等。大學時自然科學和師範教育的背景，則給我科學哲學方面的啟迪。
認識我的教授一般少問我為何涉獵這麼多領域，但常提醒我要注意 scope，怕我野心太大。現在慢慢比較清楚術業有專攻，時間資源有限的道理，比較不會鑽牛角尖，也清楚找到niche的重要性，透過合作，很多理論工作讓別人做有時可以做的更好，這也是從事跨領域研究須接受以及學會的道理。我的dissertation也將只從中取一瓢飲。
不過當與外籍學人合作，他們常問的問題就是你到底"最"想做的研究到底是什麼，似乎不知道該定位我是偏社會的、偏認知的還是偏技術的，不相信這些面向可以在一個人的腦海裡並存不悖，而且是真的對這些都感興趣。
這似乎印證了文化心理學的一些觀察與理論(cf. Peng & Nisbett, 1999)。雖然我認為pluralism 以及diversity 是最好的approach，但西方的思考模式還是比較決定論的，p和否p不能並存。人就是有一個真正的興趣，想喝奶茶或咖啡，就是選一個，但沒有鴛鴦奶茶這個選項。學術世界裡，有所謂的門派和大辯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雙方理論或模型的邏輯推導的結論有所矛盾。
源自西方的邏輯和分析方法是科學和科技發展的基礎，其實也內化到很多人的心中(不論東西方)，成為個人生活決策的主要根據。作為一個科學、科技的研究者，我必須說當研究問題確認後，從假設發展到結論的過程中，邏輯分析是必要的，這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但在問題的選擇、研究風格、創意的產生上乃至於個人哲學、個人選擇與生活決策上，兼容並蓄我認為是好的。雖然一般講diversity是在社會與群體的層次，但在個體層次，如果能具備從不同面向來找問題與思考問題的能力，我認為是一個好的特質與技能。
在過去，對台灣教育的反思與批判多集中在教育與升學制度僵化，選擇過少，學生一般較為被動也比較不會去追求自己的獨特性、差異性並找到自己的興趣。相對而言，西方的教育，似乎在青少年到大學階段提供了較多元的選擇，但接下來，一個基於文化心理學上的理論假設是，一但做了選擇，西方文化下的個人也比較專注在自己做了選擇的這一塊(self-affirmation bias)，而也較可能忽略了其他選擇所可能帶來的利基。用白話來說，雖然社會層次上，西方社會確實有各種規範，尊重多元發聲以及個人選擇，但個體層次上，大家是有忽略多元可以並存於一體的可能性。而東方的文化，我認為或許正好相反，個人內部的思考可能非常多元，可以接受多種不同的理論、想法並存的合理性，但社會層次上的多元性基於其他因素則較為不足。
我不認為我的廣泛興趣是一個特例，我猜想或許這是亞洲與台灣文化的特色在社會化與認知發展過程所造成的一些影響。亞洲文化蘊含了很多像"正反面都要看"、"有好有壞"、"中庸"這樣的想法，好的一面來看，這或許讓個體具有較好的環境適應性，即使環境激烈改變，認知和環境間仍不至於有太大落差-這是我們的生存之道(that's how we (and our ancestors) survive)。今天來看，如果這個認知上的特質可以在教育上被適當地引導，或許也以是是一種很好的一個的創意和合作的土壤。但如果只是利用這個文化認知特質強調"和諧"、"固有傳統"，那我覺得就是用到不對的地方了。
還是再說一次，我最感興趣的就是當這些東西放在一起，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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